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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某某合同诈骗案

发布时间: 2018-07-19 10:15:54   作者:成都检察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苟某某伙同吴某某(在逃)在2015年1月至8月期间,分别在宜宾市和成都市新都区、青羊区,以购买被害人房屋并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诱骗被害人张某、唐某某等十余人先后与其签订合同总价为918.6万元的12套房屋的买卖合同,使得上述被害人在收到首付款241.1万元后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到被告人苟某某的名下,苟、吴二人在短时间之内将上述房屋抵押套现540万元,后再没有向被害人支付过房款。上述被骗取到苟某某名下的12套房屋鉴定价格为830.47万元,扣除首付款,苟某某共骗取上述被害人价值589.37万元的财物。

二、诉讼过程

2015年8月31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对苟某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苟某某同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9月30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以苟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次日由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执行。该案于2015年11月30日侦查终结,移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经退回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补充侦查两次,该局于2016年4月14日再次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期间经批准,依法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各半个月。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2016年5月30日以苟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3月16日判决被告人苟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三、典型意义及工作启发

(一)突破“零口供”经济犯罪案件难点,准确区分“罪”与“非罪”

本案系较为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被告人作案手段狡猾,故意将经济犯罪行为与一般经济纠纷相混淆。被告人苟某某到案后一直坚称自己的行为系“炒房”行为,只是在新都区地铁通车前囤积房产等待升值,并“暂时”利用被害人的房产进行抵押以及时变现用于资金周转。苟某某同时辩称同案犯吴某某在泸州市拥有多个企业和多处资产,具备足够的偿还能力,自己对被害人的财物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是一般的违约行为,并非合同诈骗。在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同案犯吴某某一直在逃的情况下,认定苟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存在较大争议。承办检察官充分运用现有证据进行分析研判,结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特点及常理常情从有无欺诈行为、有无履约诚意、有无履约能力、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理等几方面对其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司法推定,认定其辩解均不能成立。一是客观上苟某某在签订合同和拖延欠款过程中对被害人实施了多种欺诈行为,如未经被害人同意将房屋用于私人抵押、谎称已将房屋卖出并伪造购房合同以拖延欠款、将未支付尾款的房屋产权证提供给原房主进行担保等。二是苟、吴二人短期内就将过户房产用于私人抵押,抵押金额根本不足以支付尾款,并将抵押款挪作他用,十多套房屋没有一套支付尾款或归还房产,既无履约诚意也无履约行为。三是在被害人反复催收尾款的情况下,苟、吴二人明明已通过抵押获取现金,却不愿支付原房主而是用作首付款继续购买房产,二人具有履约能力却采用种种欺骗手段逃避履约。四是苟、吴二人私自将未付清尾款的房屋设立抵押,不仅使原房主的财物陷入巨大风险中,也为抵押权人通过处理抵押物实现债权设置了巨大障碍。苟某某不顾缔约初衷及资金风险急于将财物变现挪作他用,吴某某的携款潜逃都能反映出二人没有履行合同或归还财物的意图。在开庭审理中,公诉人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充分说理,并有效运用多媒体示证、证人出庭等方式有力指控犯罪,法院最终认定了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

(二)注重办案效果,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本案系新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典型案例。本案涉及被害人多,涉案金额高达800余万元,且案发后主犯吴某某一直在逃,被告人苟某某归案后始终拒不认罪,也没有退赔赃款的能力,涉案赃款下落不明。十余名被害人面临数百万元的财产损失,一度情绪非常激动,案件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可能导致群访事件发生。公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多次会见了被害人代表,听取了被害人群体的诉求,并进行了详细的释法说理,向被害人群体表明了检察机关严惩犯罪的决心,有效安抚了被害人群体的情绪,避免了不稳定因素的酝酿。

在审查案件中发现,苟某某伙同吴某某在新都区作案之前,利用相同手段在宜宾市作案2起,且涉案房产价值达100余万元。为维护被害人权益,准确指控犯罪,公诉部门要求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阶段完善了该两笔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追诉漏罪两笔均获得法院有罪判决。在移送法院起诉的同时,公诉部门要求公安机关加紧抓捕吴某某,对其资产情况进一步追查,最大可能为被害人追赃挽损。目前,同案犯吴某某已被抓获归案,经查,吴某某在宜宾、泸州、成都等地以类似手段作案多起,现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二手房交易领域的新型经济犯罪,本案的成功办理,维护了二手房交易市场安全,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对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经济犯罪和一般经济纠纷的区别,如何妥善应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